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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“天官”王國光的幸與不幸

明代理財名臣王國光.因張居正而官至天官,卻又受其牽連而遠離官場。幸哉.悲哉,天行有常哉?其實,公道自在人心。

隆慶六年(1572年),明穆宗駕崩,10歲的朱翊鈞即位,為明神宗,年號萬歷。這時的大明王朝已經千瘡百孔,搖搖欲墜:政治上,閣臣傾軋,內斗不已,政出多門,吏治混亂;經濟上,土地兼并嚴重,王公貴族、勛戚宦官大量占奪土地,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,農民苦不堪言,多次暴動;邊患上,東南沿海的倭寇與北方蒙古草原的韃靼,都對明王朝的國防安全造成了嚴重的隱患。而上述的一切又導致明王朝的財政危機逐漸加重,據戶部統計,隆慶元年(1567年)太倉僅存銀130萬兩,而應支官軍俸銀135萬、邊餉銀236萬、補發年例銀182萬,三項通計總支出銀需553萬兩,明王朝的財政拮據到了可怕的地步。在這樣的危局之中,理財名臣王國光走上了歷史的舞臺。

王國光,字汝觀,山西南陽(陽城)人,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進士。王國光的仕途從地方官起家,他的第一個官職是吳江知縣,到任后勵精圖治,裁減當地的賦稅損耗,減輕百姓負擔,此外嚴格執法,將轄境內的諸多案件斷得明明白白。之后王國光又相繼在河南、河北等地做知縣,所到之處,皆政績卓著,百姓安居,咸稱其善,王國光也因此被調進戶部,成為京官。

當時的政壇,嚴嵩當政,為了控制朝政,大肆結黨營私,任用私人。王國光擔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時,頂頭上司吏部侍郎是鄢懋卿,調任戶部時,頂頭上司為戶部侍郎趙文華,而鄢懋卿與趙文華都是嚴嵩的義子,屬于嚴嵩集團的骨干力量。鄢懋卿倚嚴氏父子,盡握天下利柄。而趙文華曾經誣陷冤殺了抗倭英雄、浙直總督張經與不依附自己的浙江巡撫李天寵。鄢、趙二人都是陰險之輩,而秉性剛直的王國光與他們共事,不但沒有受害,反而不斷得到升遷,待到隆慶帝掌權,王國光已經做到了戶部侍郎,可見王國光機智過人,善與小人周旋,在當時被稱為“官場奇譚”。

與此同時,王國光更憑借自己的精明干練得到了大學士張居正的賞識,參與到了著名的“萬歷改革”。隆慶四年(1570年),王國光以戶部左侍郎的身份主持戶部改革。當時邊疆戰事不斷,賦稅徭役極其沉重,農民起義此起彼伏,因此管好糧倉具有重大的意義。為緩解缺糧矛盾,王國光從源頭入手,對糧食精打細算、全面控制。他推行“天下撫按官”的辦法,即地方官中只允許巡撫、巡按有權抽調糧食,其余都、布、按“三司”都不許插手糧食調動,對緩解糧食緊張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。戶部內設十三司,官吏眾多,但是衙門面積狹小,很多官員們便不來上班,導致每司之中只有郎中一人署理政務,員外郎、主事等官員都是領俸不視事,而郎中面對著處理繁雜的政務,頭疼不已,只能委之胥吏,而胥吏們俸祿低微,于是中飽私囊,索賄納賄成風,導致地方官和軍隊都怨聲載道。王國光雷厲風行,一改前弊,令所有官員均入署辦公,各司其職,工作效率大大提高。此外,王國光還設有“坐糧廳”,專門負責軍糧的督辦,大大方便了諸軍,穩定了戍邊軍隊的軍心。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,立竿見影,受到朝廷的稱贊。

待到張居正擊敗政敵高拱,成為內閣首輔,萬歷五年,在“內閣”的默許下,言官們彈劾吏部尚書張瀚,使其被罷官,“廷議”讓已回鄉養老的王國光復出,擔任了此職。原來當時的吏部尚書張瀚因為“張居正奪情事件”開罪了張首輔,導致萬歷帝大為不悅,于是擬旨切責張瀚,說張瀚是“奉諭不復,無人臣禮”,勒令張瀚致仕。

王國光是幸運的,因為他不僅參與了復興大明的“張居正改革”,發揮了自己的理財專長,為國家清除了不少積弊,積累了大量的財富,還憑借張居正的支持,晉升為大明的吏部尚書,成為“天官”。吏部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、考課、升降、勛封、調動等事務,權任極重,吏部尚書號稱六部尚書之首。而且,依照朝廷慣例,內閣首輔不允許兼任吏部尚書,“內閣輔臣主看祥票擬而已,若兼領銓選,則為真宰相,犯高皇帝厲禁也”。王國光在擔任吏部尚書之后,經過深思熟慮,提出“采實政”、“別繁簡”、“責守令”、“恤卑官”、“罷加納”等8條有關國家大計的建議,均被朝廷采納,同時為張居正改革推薦和選拔了不少將帥之才。

但是,正所謂“成也蕭何,敗也蕭何”,國光依靠張居正的援引成為吏部尚書,權重一時,也因為張居正的離世,而慘遭清算,殊為可嘆。萬歷五年十月,張居正病逝,反對改革的頑固派得勢,迅速清算王國光、戚繼光等張居正的盟友,以王國光私自安排王謙為吏部主事等六條罪狀對他彈劾,皇帝大怒,將其奪職為民。從此,王國光徹底離開了官場。

傳統史家多將王國光失勢原因歸結為“黨附張居正,故遭清算”,其實除了這一點外,王國光為當時山西籍官員群體所排斥,應該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。當時的山西籍官員群體,領袖人物是蒲州籍的張四維。王國光與張四維同屬于山西籍貫,但是二人的關系卻并不和睦。張居正當國時,張四維雖然名為次輔,實則無權,王國光雖然不是閣臣,但是貴為吏部尚書,實權在握,張居正對張四維大肆排擠,對王國光則甚為倚重,這無疑也加深了張四維對王國光的嫉恨與不滿。且張四維還因為王國光,曾遭御史彈劾,史載:“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己為伯,惡四維持之。篆、省吾知之,厚賄保,數短四維,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,拔其中表弟王謙為吏部主事。(申)時行遂擬旨罷國光,并謫謙。四維以帝慰留,復起視事。命甫下,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。”上述的一切,導致張四維與王國光之間的裂縫越來越大。張四維升為首輔之后,授意科、道等言官,上疏彈劾張居正當國期間的不法行為,使得張居正的政治盟友馮保、戚繼光、王國光等人也先后遭到了罷黜。

曾經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,通過孝定李太后、張居正、馮保、王國光等人的改革,重新煥發了活力,“十年內海寓(內)肅清,四夷礱服,太倉粟可支數年,同寺積金至四百余萬”,原本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,重新振興,史稱“萬歷中興”。但是功臣們的下場遠沒有想象中那樣好。李太后為了保住孫子朱常洛的儲君之位,對于越來越胡作非為的兒子明神宗聽之任之,不加干涉。張居正與馮保這對萬歷朝中央政壇的權力雙子星,紛紛隕落,王國光這個曾經的“天官”也墜入了凡塵,除了感受身邊親朋故舊的世態炎涼之外,還要背負“老人漁色”的極端罵名。幸哉,悲哉,天行有常哉?其實,公道自在人心,千秋功罪,自有后人評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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